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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征有苗
《话说三苗》八
作者:石 朝 江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21-03-09 浏览量:1646



公元前二十二世纪末至公元前三世纪末期,“作为炎、黄两族冑裔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进入奴隶制社会,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1]夏、商、周是中国奴隶制国家时期,设军队、监狱等国家机器,对奴隶和平民实行专政。设官职,管理国家事务。族群首领要朝觐国王,向王朝进贡。国家要扩张地盘,对不愿称臣者实施武力征服等。苗族历史上是个强族,虽然在部落征战时期由强变弱,但夏、商、周三代还是一直把苗族当成主要的竞争对手,一直以武力相向。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夏族的祖先鲧禹父子是黄帝的直系后裔。《史记·夏本纪》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史记·三代世表》载:“从禹至桀十七世。”《通缆外纪》注:“夏十七君,十四世,浞四百三十二年。”

禹伐“三苗”的残酷战争后,在中国神州领域内(虽然那时还没有中国的名称),已经基本没有可与华夏集团匹敌对抗的部落人群了。公元前21世纪,禹的儿子启继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在此之后直到公元前770年,我国北方又先后出现了商和周两个奴隶制王朝。夏、商、周,史称“三代”,是我国奴隶制时代的开端、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在这长达1400多年的时间里,三个奴隶制王朝都曾多次兴师南下,渡过汉水、长江向洞庭湖南北及淮河流域的九黎三苗后裔及其周边部落发动战争。

《今本竹书纪年》载:“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分析其透出的信息:夏之初,三苗的一部分还再被称为“有苗”,“三十五年”是“夏禹三十五年”,禹命令他的儿子启领兵征伐有苗,“有苗氏来朝”,即有苗归降了夏王朝。

据考古和文献资料记载,夏朝的中心地区在今豫西嵩山附近的颍河上游伊洛河流域和黄河北岸的古济水流域,晋西南也是其重要统治区。现在一般认为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类型文化的遗址,分布主要集中在以上两个地区。文献记载中的禹都阳城,很可能就是近年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王城岗发现的古城址。以后所都斟寻、阳翟也都在这一带。夏朝东面疆土还扩展到了豫东黄河下游地区,夏朝后期都城斟灌、帝丘、老丘、西河等都在这一地区。其势所及南至江汉北,东近淮泗。中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族就是在这一地区发展起来的。

尧舜时王权已经萌芽,到禹时,随着伐三苗的胜利,军事首领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加速了王权的形成。《左传·哀公七年》载:禹曾“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国语·鲁语》“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表明禹时已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联盟,并初具国家雏形。参加盟会的各部落酋长要执玉帛,违背命令者则遭杀戮,联盟的各部落不再是平等的,军事首领的权力已不仅限于战场上,而是逐渐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军事民主制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传说禹晚年还是按惯例召集部落首领会议,商议继任人选问题,当时推举了与禹同时担任公职的皋陶,但皋陶先禹而死,禹继而举荐任公职时间很短的益,与此同时却培植自己儿子启的势力。禹死后,“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启杀益后,接着又击败有扈氏的反抗,终于在中原建立了“家天下”的奴隶制夏王朝。

夏后启建立夏朝伊始,就设官封职,建立了夏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左传》载:夏“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夏朝中央朝廷官吏主要由负责处理日常政务的外延官和夏王日常生活事务的内廷官所组成。而地方僚机构,即为各受封的同姓、异姓宗族奴隶制方国、侯、伯及其政权。同姓家族成员被封的,比如“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辛氏、冥氏、戈氏”等宗族奴隶制方国;异姓封侯、伯,承认夏王的共主地位,被分封或接受夏王之“命”或“爵命”,并对中央王朝尽一定义务的异姓宗族奴隶主,一般称侯,较大称伯。《国语·郑语》:“昆吾为夏伯”。《殷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说:“为夏方伯,得专征伐。”

夏王朝建立后,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为巩固国家政权和扩大统治,夏统治者阶级在400 年间,进行了无数次对异己势力和边疆氏族部落的征服战争。根据《夏商时期战争年表》,相传帝禹时期,夏禹攻有扈氏甘之战。夏王启时期,夏启攻益之战、攻甘之战,攻河西之战。夏王仲康时期,夏胤攻羲氏和氏之战。夏王相时期,夏相攻东夷之战。夏王少康时期,少康复国之战,灭浇之战、夏伯靡灭寒浞之战、夏季杼攻东夷之战。夏王相时期,浇灭相之战。夏王槐时期,洛伯与河伯之战。夏王芒时期,商上甲微灭有易氏之。夏王不降时期,夏不降攻九苑之战。夏王桀时期,夏桀攻有施氏之战等等。

在整个夏朝时期,九黎、三苗后裔又以夷的名称出现在汉文献资料中。或曰淮夷、畎夷、风夷、于夷、黄夷等等,有时又以东夷或有苗见诸于史端。《竹书纪年·夏纪》载:相:“元年征淮夷、畎夷。”少康:“少康即位,方夷来宾。”予:“柏予子征于东海及三寿。”帝芬:“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泄:“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不降:“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

而实际上,这些夷族部落史前期就已经存在了,他们都属于古东蒙人之九夷。如前所述,逐鹿中原的蚩尤部族只是东蒙人风夷中的黑蛇支。史前东蒙的九夷大部分还生活黄河、淮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孔安国尚书注曰“东方之地曰嵎夷。旸谷,日之所出也。”

夏王朝为巩固奴隶制政权和扩大统治,进行了无数对异己势力和边疆氏族部落的征服战争。虽然文献典籍资料记载不详,我们认为以下战争的征战对象乃是东蒙九黎三苗之后裔。

一是“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今本竹书纪年》:“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 “三十五年”是“夏禹三十五年”,禹命令他的儿子启领兵征伐有苗氏。有苗氏来朝,即可能是有苗臣服于夏,归顺了夏王朝。

二是“夏相攻东夷之战”。 《竹书纪年·夏纪》载:“(帝相)元年,征淮夷。{H^Zq二年,征风夷及黄夷。 p4I Z0kh七年,于夷来宾。”“夏相伐淮夷、畎夷、风夷……”此时的东夷,是对居于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氏族部落的总称,这都是东蒙伏羲太昊氏、少昊氏和蚩尤氏的后裔。从史籍资料记载看,夏相攻东夷之战,不是一战,而是多战。夏相时曾先后对属于东夷集团的淮夷、风夷、黄夷、于夷、畎夷等部落发动进攻。

三是“夏少康破寒浞复国之战”。根据先秦典籍记载,东夷的夷人宗族部落,也有些与夏朝有着特殊的关系。《左传》襄公四年载:夷人宗族方国首领羿一度“因夏民以代夏政。” 《竹书纪年》曰:“太康,启之子也。盘于游田,十旬不反,不恤人事,为羿所逐也。” “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即启子太康继位后,因不恤民众,统治动摇,有穷氏首领后羿借夏众的不满情绪兴兵赶走太康,自立为帝,史称“太康失国”、“ 四夷背叛”。[2] 嗣后,羿之亲信寒浞又夺羿自立。太康弟仲康之子相,于流亡中在帝丘(今河南濮阳县)立国,遭寒浞攻杀。相之子少康被迫投奔有虞氏,在纶(今河南虞城)召集旧臣遗民,积蓄和发展军事力量,准备复国。与此同时,夏旧臣靡也在有鬲氏境内(山东德州北)招纳被寒浞击败的斟灌氏和斟寻氏余众,准备配合少康行动。时寒浞为确保自己的统治,反击来自各方的反对,频繁用兵,致使内部矛盾重重,局势动荡,少康和靡抓住时机向寒浞发起进攻,击杀寒浞二子浇和豷,寒浞代夏遂告失败,少康称帝,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

四是“夏季杼攻东夷之战”。少康复国后,东夷中不少部落仍不服夏朝统治,与夏抗争,东夷诸部中仅方夷来朝。少康以太康失国为鉴,重视发展生产,国力增强,至其子予(又作杼)继位后,开始对东夷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度迁都于老丘(今河南开封陈留北),并且为对付善射的东夷,改善武器装备,改进和发展了兵士的甲胄和矛。东征之战取得节节胜利,一直打到东海海滨,杼因此举而为后世称颂。《国语·鲁语》说:“杼能帅禹者,夏后代报焉”极言杼东征东夷对巩固和发展夏王朝的作用,并以之与禹相提并论,深受后代崇敬。事实也证明,杼征东夷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至杼子槐(又作芬)在位时,风夷、黄夷、于夷、方夷等九夷均承认夏的统治而入都朝见。

五是“夏后芬征服泗水、淮水九夷”。据《竹书纪年·夏纪》载:“后芬即位,三年,九夷來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即后芬在位期间,先后征服了居住于泗水、淮水之间的九夷、即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部落,扩展了夏朝的势力。同时夏朝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夏朝最辉煌的时代在帝槐即帝芬时来临。这时,九夷来朝。槐树之花的黄色象征夏王室,槐树之花开花时节在夏天,因此槐树之花就是夏朝之花。帝槐又名帝芬,这也是指花朵芬芳之意。所以帝槐名号告诉我们,他在位的时代,是夏朝的“槐黄时节”,是夏王朝之花盛开的时节。

在史前时期,东蒙、九黎集团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仅与华夏集团齐头并进,而且还略高一筹,曾多次与华夏族争夺中原,成为华夏族的强大对手,至夏代依然如故。东蒙、九黎、三苗余部叛服无常,对夏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夏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和扩张势力,曾多次对东蒙、九黎余部的东夷、苗蛮大规模用兵。

史夏整个一朝,与东蒙九夷关系时好时坏。后相时先后伐过淮夷、畎夷、风夷和黄夷,后来于夷来朝,服从了相。少康即位,方夷来朝。后槐即位,居于泗淮间的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也都臣服于夏。泄即位,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又都纷至沓来臣服。后发即位后,诸夷来朝见。《竹书纪年》曰:“后发即位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夏桀时,“畎夷入居豳岐之间”。诸夷与夏族的频繁交往,形成了各族间的迁徙流动,必然打破牢固的血缘关系,按地区关系来划分他们的臣民。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东蒙、九黎、三苗后裔即融入夏族之中,成为华夏族的一个重要来源。



[1] 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后汉书·西羌传》。




石朝江

我国资深的苗学研究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巡视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学术顾问(原副理事长),贵州省苗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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