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吸收最新史学研究成果，及时对我国古代历史部分内容进行完善，以完整准确讲述我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1】

此前，我们已经讨论了《东蒙由来》、《文明启步》、《学术瓶颈》，都是围绕着为什么要使用“东蒙”这个名称来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要专门谈谈“东蒙”名称的深远意义。

1、中国古史研究必须要走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的怪圈

前面我们说了，徐旭生先生误把源流当成了源头，他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已经不可避免地为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困扰，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史学研究的瓶颈。不走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的怪圈，苏秉琦教授倡导的重建中国古史就是一句空话。

当然，我是无意间涉足中国古史研究的。我的研究方向是苗学，即研究苗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并已经出版了《中国苗学》《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世界苗族迁徙史》《战争与苗族》《苗学通论》《苗学通论续论》等苗学专业著作。

我立志研究苗学即苗族，是因为受到大师们的启发。读大学时，我在图书馆无意间读到王桐龄的老版《中国民族史》，他说：“若照历史上观察，中国之民族，除了汉满蒙回藏以外，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后来，我又拜读到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他说：“古时黎（苗）族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其后吾族顺黄河流域而至，如此又不知几何年。至黄帝之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而中国文化，藉以开焉。”

我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很有缘份，年轻时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殿堂是三进两出，曾经两次主动放弃仕途，最终选择研究苗族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下决心一生梳理苗族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我承认，我的前期研究，也是受到“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的影响的，曾经写过《苗族源自伏羲东夷新考》等文章。

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发现，用“东夷”来解读苗族的历史不能自圆其说。伏羲太昊氏不能等同于“东夷”。中国史籍记载，伏羲太昊是7000年前居于东方的人们的首领，伏羲又被称太昊（太嗥），少昊（少嗥）是太昊（太嗥）的族裔，少昊氏（少嗥）衰落后，其内部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发展起来了。

蚩尤九黎与黄帝炎帝逐鹿中原，涿鹿大战，九黎惨败，蚩尤被擒杀。不仅伏羲太昊（太嗥）时代没有“东夷”的称呼，而且蚩尤九黎时代也没有“东夷”的称呼。伏羲太昊氏、少昊氏、蚩尤九黎都是夏商周时被称为“东夷”的人们的祖先（也是夏商周时被称为“苗蛮”的人们的祖先）。炎黄蚩尤时代都还没有产生“东夷”的称呼（也没有“苗蛮”的称呼），怎么能把蚩尤归于“东夷”呢？又怎么能把蚩尤之前的伏羲太昊（太嗥），少昊（少嗥）称为“东夷”呢？

更主要的，由于徐旭生先生把古代人们的群团出现的先后顺序弄颠倒了，误把晚出的源流当成了源头，他自己就理不清古代人们群团的关系。如前所述，他说:”少昊既属于东夷集团，蚩尤就不能属于其他集团……从前人把他归于苗蛮集团，纯属误会。”从这段话看，徐旭生是知道少昊和蚩尤都同属于东方人们的群团的，但却不知道少昊、蚩尤与苗蛮集团的关系，或者知道，他把少昊、蚩尤与苗蛮集团的关系割裂开来了。

由于“三大源头论”把晚出的“华夏”、“东夷”、“苗蛮”当成了源头，理不清古代人们群团的关系就成为必然的了。而要深化中国古代史研究，响应苏秉琦教授倡导的重建中国古史，就必须要冲破“三大源头论”的束缚和藩篱。

2、“东蒙”名称使中国古史研究豁然贯通

前所述及，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曾明言：“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司马迁明确告诉后人，他只写“上起黄帝，至于麟止”的历史，之前还有伏羲作《易》八卦。

我们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发现，在“华夏”之前还有“炎黄”、“西羌”或“氐羌”；“东夷”与“苗蛮”是同源的，之前也还有九黎、少昊、伏羲太昊。晚出的“华夏”“东夷”与“苗蛮”是源流而不是源头。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目前可考的实际上就是两大源头，一是7000年前居住我国东部东方自称为“蒙”的部落人群，二是6000年前居住我国西部西方的西羌或氐羌部落人群。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中国史籍记载东方“有人曰苗民”， 

“有毛民之国“，有“君子不死之国“。而史学家稽古，又多从伏羲太昊氏开始。翦伯赞、郑天挺即说：“君子国，不死国，相传是东方夷国。”^【2】范文澜即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嗥（昊）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长。太嗥（昊）姓风。”^【3】  郭沫若也说：“太嗥（昊），号伏羲氏……传说太嗥（昊）是风姓，风夷在夷人氏族部落中居于首要地位，因而太嗥（昊）又是所有夷人想象中的祖先。”翦伯赞、郑天挺认为君子国是“东方夷国”，范文澜、郭沫若认为伏羲与太嗥是同一的，是居住在东方被称为“夷族”或“夷人”的祖先，而不是华夏族的祖先。他们所说的“东方夷国”、“东方夷族”、“东方夷人”，都是指向7000多年前的“伏羲太昊部族”，而不是指夏商周时才形成的“华夷五方格局”中的“东夷”。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夏商周被称为“东夷”和“苗蛮”的人们，他们是同源的，“东夷”是九黎集团未参战未南下的那一部人的后裔，“苗蛮”是九黎集团参战失败南下的那一部人的后裔，“东夷”和“苗蛮”都认蚩尤氏、少昊氏、伏羲太昊氏为祖先。

而这些研究发现，如果沿用徐旭生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来解读，就怎么也解释不通。

正在我们感到困惑找不到答案的时候，读到了王献唐先生的著作，王献唐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考证了蒙(苗)人的来源，他说：“伏羲亦作伏牺……蒙阴一带，初皆蒙族聚处之所……所居之地名蒙，所处之山亦名蒙……伏羲后裔，周有密须四国，为东蒙主……知东蒙一带，固伏羲子孙旧壤也。伏羲之后，有东蒙氏……族以蒙名，所居之地，故以名蒙。蒙在东方，故言‘东蒙’，合地名氏名以证伏羲，知伏羲为蒙族。”^【4】

我们还在苗青主编的《战争与西部苗族大迁徙》中发现，苗族代代相传下来，最早居住在浑水河和清水河流域的，是一个叫‘蒙’(hmongb)的大的部落部族。苗族自称为“蒙”，”苗“是他称。

翦伯赞、郑天挺的“东方夷国”，范文澜的“东方夷族”、郭沫若的“东方夷人”，使我们看到，他们是不赞成将伏羲太昊时代称之为“东夷”的。苗族的“蒙的部落部族”，王献唐的“蒙”在东方，故言“东蒙”，“知伏羲为蒙族”，使我们茅塞顿开。用“东蒙”来称呼伏羲太昊乃至少昊时代，东方古代部落人群的关系就明晰了。

古代居住我国东部平原的自称为”蒙“部落人群，历史上是分两路发展的：东蒙一九黎一苗蛮一苗族；东蒙一九黎一东夷一汉族。这样就能回答为什么蚩尤既属于“东夷”，又属于“苗蛮”，为什么“东夷”、“苗蛮”都认蚩尤氏、少昊氏、伏羲太昊氏为祖先。

原来，”苗蛮“是东蒙九黎人参战南下的那一部人的后裔，“东夷”是东蒙九黎人未参战未南下的那一部人的后裔。大概在春秋战国前后，未南下被称为“东夷”的人们，全部地融入了华夏族。融入华夏族的这一部分人文化较高，他们将祖先蚩先氏、少昊氏、伏羲太昊氏的事迹，通过文字记录下来了；参战南下的那一部人，一直处于迁徙逃亡的境地，一直没有稳定发展的机遇，但他们也把祖先伏羲太昊氏、蚩尤氏的故事，用口耳相传的形式，带向了四面八方。他们一代又一代，津津乐道地讲述伏羲与女娲的故事，蚩尤战神的故事，涿鹿大战的故事。他们口耳相传的故事，与中国史籍记载是基本吻合的。

“东蒙”，顾名思义，即上古时期居于我国东部东方的自称为“蒙”的部落人群，该部落人群的首领是伏羲太昊氏。诚如杨娟、杨庆林等著的《中华民族通史论纲》考证说：“中华民族经历了上万年至数万年，这个发展进程从未中断，炎帝、黄帝、蚩尤时代并非起点，向上溯还有很长时期的历史，这段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是真正的中华民族起源阶段。当时(炎、黄、蚩尤时代之前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古人长期生活在华北平原、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尚处于未分裂的状态，我们将这些中华古人称为古苗人，将他们生活的那段历史时期称为古苗人时期……古苗人时期起始于古代伏羲时期……古苗人的栖息地是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地区就是后来的古华夏的区域。”^【5】

我们认为，杨娟、杨庆林等的考察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的。古蒙人古苗人时期起始于古代伏羲太昊时期，当时他们尚处于未分裂的状态。古蒙人古苗人的栖息地是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地区就是后来的古华夏的区域。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载《求是》2020年第23期。

【2】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12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88－89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4】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青岛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5】杨娟、杨庆林、敖尔美：《中华民族通史论纲》第35–3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