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苗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苗学成为一门学科名称之前，国内外对苗族的研究已有悠久的历史。现就国内的研究作简要的回顾。

从“东蒙”伏羲太昊时期开始，中国史籍记载苗族的历史至少已经有七千多年，是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之一。如果我们把从古至今对苗族的记载与研究统称为苗族考察研究的话，那么，自文明社会以来，对苗族的考察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古代、近代和现代，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成就和特点。

（一）古代对苗族的考察与记载

自文明社会开始到封建帝制灭亡，跨度几千年，我们称其为古代苗族考察记载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宋代以前历史文献出现的有关苗族的资料，纯粹是记载或记录，这些记载为后来的苗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和历史线索。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尚书》、《周书》、《诗经》、《国语》、《商君书》、《龙鱼河图》、《战国策》、《山海经》、《史记》、《帝王世纪》、《墨子》、《荀子》、《礼记》、《竹书纪年》、《淮南子》、《吕氏春秋》、《资治通鉴》、《左传》、《楚辞》、《汉书》、《后汉书》、《通典》、《三国志》、《华阳国志》、《南史》、《水经注》、《北史》等几百种古典文献。

宋代以后，历史文献对苗族不仅仅是记录记载，而且已经有所研究，尤其是一批文人，开始考证苗族的族源，调查记录苗族的生活习俗和苗族的反抗斗争等。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宋史》、《宋书》、《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新唐书》、《旧五代史》、《十国春秋》、《文献通考》、《记三苗》（朱熹）、《溪蛮丛笑》（朱辅）、《桂海虞衡志》（范成大）、《蛮书》（樊绰）、《新五代史》、《蛮溪合志》、《容斋随笔》（洪迈）、《巴志》（谯周）、《宋学士文集》（宋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宝庆府志》、《先学庵笔记》（陆游）、《贵州通志》、《炎激纪闻》、《明史》（张廷玉）、《黔记》（李宗肪）、《黔记》（郭子章）、《改土归流说》（王履阶）、《黔南识略》（爱必达）、《辍耕录》（陶宗仪）、《湖南通志》、《平播全书》、《苗防备览》（严如煜）、《平苗议》（田英彦）、《黔书》（田雯）、《元史》、《万历武功录》、《明实录》、《苗疆纪事》（胡宗绪）、《明史纪事末》、《征苗录》、《外苗近事》（李恺）、《圣武记》（魏源）、《同治东华录》、《黔南职方纪略》（罗绕典）、《征苗图记》（卜大同）、《苗民考》（龚柴）、《峒溪纤志》（陆次云）、《抚苗论》（高登云）、《钦定平苗纪略》、《苗度纪事》（韩超）、《苗俗记》（贝青桥）、《平定苗匪纪略》、《苗疆闻见录》（徐家干）、《苗俗纪闻》（方亨咸）、《黔乱纪实》（刘书年）、《说蛮》（檀萃）、《条陈东路可虑情形十五事》（胡林翼）、《咸同贵州军事史》（凌惕安）、《湘军记》（王定安）、《苗疆屯防实录》、《湖南苗防屯政考》（但湘良）、《湘西土司辑略》（谢华）、《苗疆告竣撤兵疏》（张广泗）等等，不胜枚举。

（二）近代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

民国时期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我们称其为近代苗族研究。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早在光绪末年（1908），就有人把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译成汉文，介绍给国内读者。随后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相继传入中国。我国著名学者、教育家蔡元培留学德国学哲学及人类学、民族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致力于提倡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他于1936年派凌纯声、芮逸夫调查湘西苗族，并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苗族的专家学者，并有专门的研究方向。研究贵州苗族的有吴泽霖、杨汉先、陈国钧、李植人、吴定良、任美锷、梁聚五等；研究湖南苗族的有凌纯声、芮逸夫、闻一多、石启贵等；研究四川苗族的有胡庆钧、葛维汉等；研究云南苗族的有岑家梧、史图博等；研究海南苗族的有王兴瑞等。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学者和著作有：闻一多的《伏羲考》、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吴泽霖、陈国钧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薛绍明的《黔滇川旅行记》、检曙峦的《贵州苗族杂谭》、张敷荣的《苗族之特点》、《苗族之种类与习俗》、邓平严的《贵州苗族社会》、觉迷的《苗疆风俗志》、刘锡蕃的《苗荒小记》、王兴瑞的《海南岛之苗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

这一时期的苗族研究论文，已由张永国、史继忠等同志编辑成《民国年间苗族研究论文集》，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铅印为内部参考资料。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开始出现苗族学者撰写的著述，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更加熟悉和了解。比如梁聚五的《苗族发展史》（原书名为《苗夷民族发展史》）、杨汉先的《苗族述略》、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等。梁、石两氏的书虽然是共和国成立后才正式出版的，但其书稿却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的，故列入民国时期的苗学研究。

（三）当代对苗族的调查与研究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是苗族研究调查的当代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我国一批在党培养下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的苗、汉等民族出身的苗学研究者成长起来，他们携手共进，使苗学研究逐步走向科学化道路，特别是50年代组织的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其对苗族的调查搜集了几千万字的资料，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绩，为当代苗学研究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革”期间，苗学研究被迫停止。自70年代末至今，是苗学研究全面发展的时期。主要表现在：（1）全面的系统的文化考察。研究领域之开阔、题材之广泛，是空前的；（2）重视历史，着眼现状，实事求是，勇闯禁区；（3）文献系统整理和出版；（4）建立了苗学研究机构，出版苗学研究刊物；（5）苗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新人辈出，形成梯队；（6）成果累累。一些研究成果已为党和政府所重视。

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苗学研究论著较多，其代表论著主要有：《苗族简史》（龙伯亚、李廷贵等主编）、《苗族史》（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历史探索》（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伍新福）、《世界苗族迁徙史》（石朝江）、《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石朝江、石莉）、《战争与苗族》（石朝江、石莉）、《苗学通论》（石朝江）、《苗学通论续论》（石朝江）、《苗族文化研究》（何积全、石朝江等）、《苗族研究论丛》（胡起望、李廷贵选编）、《苗族神话研究》（过竹）、《中国苗族文化》（过竹）、《中国苗族巫术透视》（罗义群）、《中国苗族诗学》（罗义群）、《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游建西）、《苗族舞蹈与巫文化》（杨鹃国）、《云南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颜恩泉）、《“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张坦）、《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张晓）、《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潘年英）、《苗族婚姻理词》（张应和、彭德荣）、《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杨鹊国）、《苗汉词典（黔东方言）》（张永祥、许士仁）、《苗族古歌》（田兵主编）、《苗族史诗》（马学良、今旦）、《苗族起义史诗》（杨正保、潘光华）、《蚩尤的传说》（潘定衡、杨朝文）、《苗族民间故事集》、《中国苗族服饰》（北京民族文化宫）、《贵州少数民族风情》（刘柯）、《贵州节日文化》、《苗族四月八》（李明金编）、《苗族开亲歌》（黄平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苗族歌谣文化》（过竹）、《中国苗族民俗》（张晓等编）、《蚩尤研究资料选》（田玉隆编）、《苗族理歌理词》（上、中、下）（黄平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盘瓠研究》（张永安编）、《雷公山上的苗家》（李廷贵）、《四川苗族经济文化研究》（杨正文等主编）、《苗楚文化研究》（李建国、蒋南华）等等。

这一时期苗学研究的论文、调查报告不计其数，登载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报刊杂志上，无论是其广度或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是苗学的故乡，苗族的大本营在贵州。1988年贵州省苗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对苗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并呈现系列化的趋势。

四、展望21世纪的苗学研究

苗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苗学是日益为世人瞩目的学科。

借鉴以往，方能洞察当今，而未来，必定是孕育于现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凭籍已经蕴积的丰富资料、研究经验以及有一支热爱这项事业的研究队伍，21世纪的苗学研究，必将迎来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根据目前国内外苗学研究的状况，可对未来50至100年的研究趋势作如下预测：

（一）革新研究方法，加强综合研究和整体研究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如同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一样，单一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已成衰微之势，单一方法的孤立运行已无法创新突破，多学科由分化走向综合，由单一走向整体，综合研究和整体研究已成趋势。

苗学是一个“学科群”，苗学作为一门学科名称提出来之后，有关专家就呼吁：“苗学研究需要进入系统化研究的最新阶段，才能把握全面，才能论据正确，才能解决问题。人类由愚昧而野蛮而文明、而高度文明，这是规律。研究由个别的粗浅的而协同的深刻的而系统的，这也是规律。”[1]如前所述，苗学本身就是把苗族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

可以预测，在未来的50年至100年间，苗学的综合研究和整体研究必定进一步加强。研究人员之间、单位之间、地区之间必定加强合作与交流，集中研究优势，进行重大课题攻坚。苗学研究必然广泛吸收现代化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思维、新方法，重新寻找苗学自身的当代立足点，推动苗学的发展和深化。

（二）凭籍历代搜集整理积累的丰富资料，撰写具有综合性、概括性的大部头苗学著述，以全面系统地向人们展示苗学研究的成果

颇有才气的苗学青年学者过竹设计了《苗学大典》编纂大纲，全书预计1000 万字，他表示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苗学大工程。[2]根据目前研究趋势分析，今后一个时期除了撰写综合类大型著述外，涉及苗族文化的各种专史、专志和大小型工具书也将陆续推出，如苗族科技发展史、苗族宗教史、苗族教育史、苗族人物志、苗族支系研究、苗族跨国研究、苗族习惯法、苗族语言以及苗族的社区研究等等，也将陆续为有志者所完成。

（三）借鉴文学表现技法，编写出一批宣传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普及苗族文化知识的通俗读物

据了解，用通俗笔法写作历史题材，已是当今国内外史学界的一股新风。鉴于大多数苗族群众的文化程度较低，研究人员必定要惦量作品被接受的程度，必要时应组织专门人员编写一些反映苗族群众喜闻乐见的著述。

对研究人员来说，这里有一个民族观念群众观念的视点转换过程，即把自己的研究同本民族大多数人的兴趣结合起来。要写好这一类作品，文体要突破固定模式，语句要通俗易懂，加以必要的辅垫和陪衬。苗族女学者张晓撰写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即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各方面都反映较好。

（四）一批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中青年研究骨干，将超越传统研究范围，力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苗族文化博大精深，苗学研究是一个富矿。在人类进入剧烈而深刻变化的21世纪，一批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中青年研究骨干，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超越传统的研究范围，力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新的高度。

他们将深入到苗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寻找与现实生活相关联相碰撞的热点问题，理解其精髓，探寻其奥秘，力图推出最新最具时代特色的研究成果。“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通过对苗族文化的认真剖析，跳起来摘取新的研究成果。这也是符合中青年研究人员特点的。

（五）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中青年研究骨干，将携带国际研究硕果，踏进国际学术论坛

20世纪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世纪，虽已有少数苗学学者跨洋过海参加了一些国际学术活动，但由于语言障碍，对外交流渠道远没有充分开展利用起来。随着一代通晓外国语的中青年苗学学者的成长，这方面的国际学术交流将会不断扩大。可以预计，进入2 1世纪后，不光中外苗学学者就苗学研究进行互访以及著述的互译，还会有一批苗学研究名著和影视片通过网络系统向世界人民介绍。

有言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迎接21世纪的挑战！

苗学研究大有所为！

参考文献

[1]李廷贵：《苗学研究的新进展》，载《苗学研究》第3集。

[2]过竹：《苗族源流史》附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