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还想讨论一下，到底是先有民族或是先有国家？有人认为，先有国家后有民族，民族是国家机器虚构出来。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来说，民族是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人种相同的人们的共同体，并区别于其他人，有一定排他性。而国家是阶级不可调和的产物。人类生活的规律，必定是先有民族后有国家。民族是自然形成的，国家是人为形成的。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是看统治者是哪一个民族的人，而是看国家的人民组成。

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民族早于阶级和国家的形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他还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附录按语中，使用了“原始民族”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又在其它一些著作中多次使用了“野蛮民族”、“蒙昧民族”、“游牧民族”、“资本主义民族”等概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了国家的起源问题。他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还特别强调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国家权利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须使社会分裂为积极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必要了。”[1]

从马恩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是先有民族，后有国家。考察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也证明了民族（或原始民族）产生在前，国家产生在后，国家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在上古“东蒙”人、“西羌”人时期，最初的原始民族就已经产生了，那时候的人们都不知道国家为何物？5000年前，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西羌”人的黄炎部族打败了“东蒙”人的蚩尤九黎部族，黄帝统一中原后建立了最初的国家雏形，苏秉琦教授说的5000年的古国，指的就是黄帝建立的国家雏形。

综观中国历史文献记载和学人研究考证，中国可考的7000年前的“东蒙”人即伏羲太昊部族和6000年前的“西羌”人部族，是见诸于文字记载最早的两大原始部落或原始部族。至5000年前的炎黄、蚩尤时期，已经由原始部落发展到“原始民族”了。

以黄帝为首领的是源于“西羌”人的黄炎部族，以蚩尤为首领的是源于“东蒙”人的九黎部族，前者至汉代取名为汉族，后者一直沿用“东蒙”人自称的“蒙”(他称为苗族)。纯粹的汉族是由氐羌“原始部族”“原始民族”发展而来，纯粹的苗族是由东蒙“原始部族”“原始民族”发展而来。我国一批主流大学者都持这一观点。

王桐龄、蒙文通、林惠祥、范文澜、鲁迅等大师在自己的著作或文章中，不仅将“西羌”人的黄炎部族称为汉族，而且还将“东蒙”人的九黎部族称为苗族。

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说：“汉族胚胎时代，汉族苗族之接触，汉族内部之融合。“[2]王桐龄认为汉族处于胚胎时期接触的是古老的苗族。他还说：“现在中国动言五族平等，所谓五族，即汉满蒙回藏族。臂如一家人，汉族是长兄，满蒙回藏族便是幼弟，是为现在人的观察。若照历史上观察，中国之民族，除了汉满蒙回藏以外，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就移入中国内地之先后次序言之，必竟系苗族先入中国……此族之国名为九黎，君主名蚩尤。”[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