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运用考古学资料解读论证了苏秉琦教授的“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我们之所以使用“东蒙”“西羌”名称，上溯中华民族的文明启步和文明史，目的就是为了抛砖引玉，深化中国古史研究，响应苏秉琦教授倡导的重建中国古史。

众所周知，徐旭生先生是一代大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有诸多见树，他的“三大源头论”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考古学资料的不断发现，“三大源头论” 已经成为了当代史学研究的瓶颈，已经不可避免地为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困扰。

1、“华夏”、“东夷”、“苗蛮”是源流不是源头

或许是受到时代的限制，徐旭生先生将中国古代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即三大源头。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把我国较古的传说总括来看，华夏、夷、蛮实为秦汉间所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此三大集团对于古代的文化全有像样的贡献。”[1]他把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分别归属于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

我们知道，“华夏”是中国古代周王朝的自称。古籍中将“华”、“夏”作为中原，称四方为“夷、蛮、戎、狄”。“华夏”不是最早的，之前还有“炎黄”、“西羌”或“氐羌”；“东夷”与“苗蛮”同源，也不是最早的，之前还有九黎、少昊、伏羲太昊。晚出的“华夏”、“东夷”与“苗蛮”只能是源流，不能是源头。如果把“华夏”、“东夷”与“苗蛮”作为源头，那么，同时期的“西戎”、”北狄”又往哪里摆呢？同时期出现的五大群团或集团，三者作为源头，两者不作交待，这怎么都是说不过去的。也就是说，“三大源头论”是不能成立的，只能算作是三大源流。

徐旭生先生是把古代人们的群团出现的先后顺序弄混淆弄颠倒了，误把晚出的源流当成了源头。以至徐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都不能自圆其说。比如，他说:”少昊既属于东夷集团，蚩尤就不能属于其他集团。”他列举了蚩尤只能属于东夷集团的若干证据，他还特别强调说：“关于蚩尤属于东夷集团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很可能有其他的看法。从前人把他归于苗蛮集团，纯属误会。”[2]按徐先生的说法，把蚩尤归于苗蛮集团纯属误会，那么，蚩尤与苗蛮苗族就没有关系了。可苗蛮苗族从古至今，都一直认定蚩尤是自己的英雄祖先。现在学界也已经形成共识，涿鹿大战的双方，黄帝是汉族的祖先，蚩尤是苗族的祖先。

2、“三大源头论”缩短了中国可考的历史

如前所述，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学人考证、考古印证以及民族的心史传说，中华民族可考的历史源头是7000年前的“东蒙”人和6000年前的“西羌”人。5000多年前，涿鹿大战的双方，九黎部族源自“东蒙”人，黄炎部族源自“西羌”人。7000前的“东蒙”部族和6000年前的“西羌”部族，是中华民族目前可考的两大历史源头。

当然，无论是上古“东蒙”人或是“西羌”人，都不会是天外来客，他们自有其先人或来源。他们的先人是谁？来源何处？至少是现在没法考证（或许将来可以考证）。可7000年前的“东蒙”人和6000年前的“西羌”人，不仅有史籍记载和学人考证，还有民族心史传说和考古资料印证。也就是说，目前可以考证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源头只有两个，一是7000年前居住在我国东南部的“东蒙”人，一是6000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部的“西羌”人。

徐旭生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忽略了可考的“东蒙”部族和“西羌”部族。现在是越来越看清楚，7000前的“东蒙”和6000年前的“西羌”是源，5000多年前的“炎黄”、“九黎”乃至夏商周才形成的“华夏”、“东夷”、“西戎”、“南蛮”或“苗蛮”、“北狄”等是流。源是流头，流是分流。

很显然，徐旭生是把“流”当作“源”了，这就大大缩短了中国可考的历史。众所周知，“华夷五方格局”，即华夏居中土，夷、蛮、戎、狄处四方，是5000年前黄炎部族打败蚩尤九黎部族，入主中原后直至夏商周才逐渐形成的区域概念，还不是纯粹的部族或民族概念，晚出的“华夏”、“东夷”、“苗蛮”是不能当作源头的。

我们说过，历史学家稽古，多从伏羲太昊开始。中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可考的斯文鼻祖是伏羲。伏羲之前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上树栖居，但盘古、燧人、有巢，是否确有其人，年代久远，已经难以考究。可距今7000年的伏羲太昊氏，应该说是确有其人，确有其时代。早在先秦时期，伏羲太昊就已经被国人确认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比如，《尚书》载：“古者伏牺氏之天下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世经》载：“炮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中国史籍记载的人文始祖，与伏羲太昊同时代的还有女娲，之后又有神农，再到黄帝、炎帝（后世神农）和蚩尤。

中国史籍记载炎帝、黄帝源于西部“氐羌”。《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氐人国，在建木之西。”《山海经·海内西经》载：“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之西。”《诗·商颂·殷武》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孔颖达疏：“ 氐羌之种……其居在秦陇之西。”《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少典之子也，姓公孙，名曰轩辕。”《国语·晋语四》云：“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我们在本丛书绪论中说过，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曾明言：“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司马迁明确告诉后人，他只写“上起黄帝，至于麟止”的历史，之前还有伏羲作《易》八卦。

也就是说，徐旭生的“三大源头论”缩短了中国可考的历史，忽略了可考的7000前的“东蒙”人和6000年前的“西羌”人。作为“东蒙”人“西羌”人后裔的“华夏”、“东夷”和“苗蛮”，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作为“源头”的。

3、“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陷入矛盾中

“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由于缩短了中华民族可考的历史，而一些历史人物又是绕不过的。于是徐旭生在考察历史人物的源出时便出现了诸多的矛盾，使之不能自圆其说。

比如，他说：“伏羲和女娲传说来自南方的苗蛮集团，太昊和少昊传说来自东方的夷。”徐旭生认为伏羲与太昊不同一，学术上百家争鸣，这是可以理解的。如前所述，大量中国史籍记载伏羲与太昊是同一的，古往今来，大多数人都认为伏羲与太昊是同一的。建于河南淮阳县的伏羲太昊陵，系中国十八大名陵之首。据说伏羲太昊陵始建于春秋，增制于盛唐，完善于明清，历代帝王51次御祭。伏羲太昊陵祭祀活动，已经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徐旭生把伏羲与太昊分属于苗蛮集团和东夷集团，是因为他缩短了中国可考的历史所至。

我们是同意大多人意见的，伏羲与太昊是同一的，他是7000前的“东蒙”人的首领，伏羲与女娲首先在“东蒙”人中传播开来。后来“东蒙”人的蚩尤与黄帝涿鹿大战，黄炎部族获胜入主中原后，至夏商周时称居于东方的人为“东夷”，这时候的“东夷”和“苗蛮”人，都是“东蒙”人的后裔，他们都认伏羲太昊为祖先。“东夷”大概至春秋战国时，全部地融入了华夏族，或许正是因为“东夷”融入华夏，上古“东蒙”人的伏羲太昊才进入到人们的视野，才被中国史籍记载了下来。

夏商周时称为“南蛮”或“苗蛮”的人们，是“东蒙”人蚩尤与黄帝逐鹿中原失败后南下的后裔，他们也一直称伏羲太昊为祖先，时至今日，“南蛮”或“苗蛮”没有被同化的部分(苗瑶畲族)，仍然尊称伏羲太昊为祖先。

如此看来，徐旭生的“伏羲和女娲传说来自南方的苗蛮集团，太昊和少昊传说来自东方的夷”就有问题了。把同属于7000前的“东蒙”和3000年的“东夷”、“苗蛮”共同的同一祖先分割开来了，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关系。

我们认为，伏羲太昊是同一个人，是7000前的东方蒙人的首领，3000年前左右的“东夷”和“苗蛮”，都是上古“东蒙”人的后裔，他们都尊称伏羲太昊为祖先。由于徐旭生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跨越了时空界限，所以，没有正确回答伏羲和女娲，太昊和少昊的归属问题。而实际上，伏羲和女娲，太昊和少昊，都是“东蒙”人及后来之“东夷”、“苗蛮”共同的祖先。

如前所述，范文澜，郭沫若都认为伏羲太昊是所有“夷人”、“夷族”想向中的祖先。也正因苗族渊源可以追溯到7000前的“东蒙”人伏羲太昊部族，所以夏曾佑才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3]王桐龄才说：“若照历史上观察，还有一位长兄，那就是苗族。”[4]

又比如前面所引徐旭生说的：“少昊既属于东夷集团，蚩尤就不能属于其他集团……关于蚩尤属于东夷集团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很可能有其他的看法。从前人把他归于苗蛮集团，纯属误会。”[5]他认为蚩尤与苗蛮集团没有关系，这也是因为他误把源流当源头，缩短中国可考的历史所致。

徐旭生泾渭分明，他把苗民划在“苗蛮”或“南蛮”集团，而把蚩尤说成是他认为与“苗蛮”没有关系的“东夷”集团，在他看来，蚩尤是苗族的祖先就不靠谱了。蚩尤是不是苗族的祖先，在这里我们不想再浪费笔墨了，学界已经有了共识。若按徐旭生的三大源头论，苗族的历史最多只能追溯到3000年前左右的“南蛮”或“苗蛮”。殊不知，“三苗、九黎，一族两名”(梁启超语)。“九黎”5000年前居北方，“苗蛮”3000年左右居“南方”，但二者则是一脉相承的。

如前所述，我们赞成专家将上古居住在东方的蒙人称为“东蒙”，伏羲太昊是“东蒙”人的酋长或王，少昊氏、蚩尤氏是“东蒙”伏羲太昊的后裔。夏、商、周时代被称为“东夷”、“苗蛮”或“南蛮”的人们，都是伏羲太昊、少昊、蚩尤的后裔，“东夷”是蚩尤部族未参战未南下的哪一部分人的后裔，后来全部触入到华夏族中去了。蚩尤部族参战部分余部南下的后裔，至尧舜禹时称为“三苗”，至夏、商、周时被称为“南蛮”或“苗蛮”了，夏、商、周时的“东夷”、“南蛮”或“苗蛮”及后裔，都尊蚩尤为祖先，都尊伏羲太昊和少昊为祖先。

徐旭生先生不能自圆其说的“三大源头论”，至今在学界还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研究》就说：“由于东夷集团生产力水平较华夏集团略高一等，致使炎帝节节败退，‘九隅无遗’也是不奇怪的了。”[6]这是指蚩尤与炎帝的九隅之战，将蚩尤归于东夷集团，将炎帝归于华夏集团。而实际上，蚩尤、炎帝、黄帝时期，还没有东夷、华夏的称呼，蚩尤是东夷含苗蛮共同的祖先，炎帝是华夏的祖先。

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还说：”徐旭生先生曾列举三条证据，论蚩尤属于东夷集团：一、蚩尤居于少昊之地，其继任者也以地命氏称少昊清，而少昊属于东夷集团，故蚩尤自然也不能属于其他集团。二、数千年来，蚩尤虽是失败的英雄，却在山东西部长久保有烜赫的英名，反映了和当地人民有很深的关系。三、蚩尤是九黎君长，九黎是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氏族，从地域看，不能属于南方苗蛮集团，只能属于东夷集团。”[7]这里似乎李学勤等也是赞成徐旭生蚩尤属于东夷集团，不能属于南方苗蛮集团的。但李学勤等接下来又说：九黎“战败的余部引而远去，将蚩尤的英雄故事带到了四面八方。如苗族以蚩尤为始祖，在他们的古歌中记述，从前的‘五支奶’、‘六支祖’，都‘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直相连’。后来‘经历万般苦，迁徙到西方’。”这里似乎李学勤等又是认为蚩尤与苗蛮集团是有关系的，苗族以蚩尤为始祖。

李学勤是现当代首级的历史学家，他主编的书都未能走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的怪圈，可见徐旭生不能自圆其说的“三大源头论”在学界影响之长远。

 参考文献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3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2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3]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6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12年出版。

[4]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3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2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6]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研究》第22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22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