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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瓶颈
作者:石朝江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21-02-03 浏览量:1198


我们之前运用考古学资料解读论证了苏秉琦教授的“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我们之所以使用“东蒙”“西羌”名称,上溯中华民族的文明启步和文明史,目的就是为了抛砖引玉,深化中国古史研究,响应苏秉琦教授倡导的重建中国古史。

众所周知,徐旭生先生是一代大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有诸多见树,他的“三大源头论”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考古学资料的不断发现,“三大源头论” 已经成为了当代史学研究的瓶颈,已经不可避免地为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困扰。


1、“华夏”、“东夷”、“苗蛮”是源流不是源头

 

或许是受到时代的限制,徐旭生先生将中国古代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即三大源头。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把我国较古的传说总括来看,华夏、夷、蛮实为秦汉间所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此三大集团对于古代的文化全有像样的贡献。”[1]他把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分别归属于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

我们知道,“华夏”是中国古代周王朝的自称。古籍中将“华”、“夏”作为中原,称四方为“夷、蛮、戎、狄”。“华夏”不是最早的,之前还有“炎黄”、“西羌”或“氐羌”;“东夷”与“苗蛮”同源,也不是最早的,之前还有九黎、少昊、伏羲太昊。晚出的“华夏”、“东夷”与“苗蛮”只能是源流,不能是源头。如果把“华夏”、“东夷”与“苗蛮”作为源头,那么,同时期的“西戎”、”北狄”又往哪里摆呢?同时期出现的五大群团或集团,三者作为源头,两者不作交待,这怎么都是说不过去的。也就是说,“三大源头论”是不能成立的,只能算作是三大源流。

徐旭生先生是把古代人们的群团出现的先后顺序弄混淆弄颠倒了,误把晚出的源流当成了源头。以至徐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都不能自圆其说。比如,他说:”少昊既属于东夷集团,蚩尤就不能属于其他集团。”他列举了蚩尤只能属于东夷集团的若干证据,他还特别强调说:“关于蚩尤属于东夷集团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很可能有其他的看法。从前人把他归于苗蛮集团,纯属误会。”[2]按徐先生的说法,把蚩尤归于苗蛮集团纯属误会,那么,蚩尤与苗蛮苗族就没有关系了。可苗蛮苗族从古至今,都一直认定蚩尤是自己的英雄祖先。现在学界也已经形成共识,涿鹿大战的双方,黄帝是汉族的祖先,蚩尤是苗族的祖先。

 

2、“三大源头论”缩短了中国可考的历史

 

如前所述,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学人考证、考古印证以及民族的心史传说,中华民族可考的历史源头是7000年前的“东蒙”人和6000年前的“西羌”人。5000多年前,涿鹿大战的双方,九黎部族源自“东蒙”人,黄炎部族源自“西羌”人。7000前的“东蒙”部族和6000年前的“西羌”部族,是中华民族目前可考的两大历史源头。

当然,无论是上古“东蒙”人或是“西羌”人,都不会是天外来客,他们自有其先人或来源。他们的先人是谁?来源何处?至少是现在没法考证(或许将来可以考证)。可7000年前的“东蒙”人和6000年前的“西羌”人,不仅有史籍记载和学人考证,还有民族心史传说和考古资料印证。也就是说,目前可以考证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源头只有两个,一是7000年前居住在我国东南部的“东蒙”人,一是6000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部的“西羌”人。

徐旭生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忽略了可考的“东蒙”部族和“西羌”部族。现在是越来越看清楚,7000前的“东蒙”和6000年前的“西羌”是源,5000多年前的“炎黄”、“九黎”乃至夏商周才形成的“华夏”、“东夷”、“西戎”、“南蛮”或“苗蛮”、“北狄”等是流。源是流头,流是分流。

很显然,徐旭生是把“流”当作“源”了,这就大大缩短了中国可考的历史。众所周知,“华夷五方格局”,即华夏居中土,夷、蛮、戎、狄处四方,是5000年前黄炎部族打败蚩尤九黎部族,入主中原后直至夏商周才逐渐形成的区域概念,还不是纯粹的部族或民族概念,晚出的“华夏”、“东夷”、“苗蛮”是不能当作源头的。

我们说过,历史学家稽古,多从伏羲太昊开始。中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可考的斯文鼻祖是伏羲。伏羲之前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上树栖居,但盘古、燧人、有巢,是否确有其人,年代久远,已经难以考究。可距今7000年的伏羲太昊氏,应该说是确有其人,确有其时代。早在先秦时期,伏羲太昊就已经被国人确认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比如,《尚书》载:“古者伏牺氏之天下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世经》载:“炮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中国史籍记载的人文始祖,与伏羲太昊同时代的还有女娲,之后又有神农,再到黄帝、炎帝(后世神农)和蚩尤。

中国史籍记载炎帝、黄帝源于西部“氐羌”。《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氐人国,在建木之西。”《山海经·海内西经》载:“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之西。”《诗·商颂·殷武》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孔颖达疏:“ 氐羌之种……其居在秦陇之西。”《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少典之子也,姓公孙,名曰轩辕。”《国语·晋语四》云:“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我们在本丛书绪论中说过,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曾明言:“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司马迁明确告诉后人,他只写“上起黄帝,至于麟止”的历史,之前还有伏羲作《易》八卦。

也就是说,徐旭生的“三大源头论”缩短了中国可考的历史,忽略了可考的7000前的“东蒙”人和6000年前的“西羌”人。作为“东蒙”人“西羌”人后裔的“华夏”、“东夷”和“苗蛮”,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作为“源头”的。

 

3、“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陷入矛盾中

 

“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由于缩短了中华民族可考的历史,而一些历史人物又是绕不过的。于是徐旭生在考察历史人物的源出时便出现了诸多的矛盾,使之不能自圆其说。

比如,他说:“伏羲和女娲传说来自南方的苗蛮集团,太昊和少昊传说来自东方的夷。”徐旭生认为伏羲与太昊不同一,学术上百家争鸣,这是可以理解的。如前所述,大量中国史籍记载伏羲与太昊是同一的,古往今来,大多数人都认为伏羲与太昊是同一的。建于河南淮阳县的伏羲太昊陵,系中国十八大名陵之首。据说伏羲太昊陵始建于春秋,增制于盛唐,完善于明清,历代帝王51次御祭。伏羲太昊陵祭祀活动,已经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徐旭生把伏羲与太昊分属于苗蛮集团和东夷集团,是因为他缩短了中国可考的历史所至。

我们是同意大多人意见的,伏羲与太昊是同一的,他是7000前的“东蒙”人的首领,伏羲与女娲首先在“东蒙”人中传播开来。后来“东蒙”人的蚩尤与黄帝涿鹿大战,黄炎部族获胜入主中原后,至夏商周时称居于东方的人为“东夷”,这时候的“东夷”和“苗蛮”人,都是“东蒙”人的后裔,他们都认伏羲太昊为祖先。“东夷”大概至春秋战国时,全部地融入了华夏族,或许正是因为“东夷”融入华夏,上古“东蒙”人的伏羲太昊才进入到人们的视野,才被中国史籍记载了下来。

夏商周时称为“南蛮”或“苗蛮”的人们,是“东蒙”人蚩尤与黄帝逐鹿中原失败后南下的后裔,他们也一直称伏羲太昊为祖先,时至今日,“南蛮”或“苗蛮”没有被同化的部分(苗瑶畲族),仍然尊称伏羲太昊为祖先。

如此看来,徐旭生的“伏羲和女娲传说来自南方的苗蛮集团,太昊和少昊传说来自东方的夷”就有问题了。把同属于7000前的“东蒙”和3000年的“东夷”、“苗蛮”共同的同一祖先分割开来了,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关系。

我们认为,伏羲太昊是同一个人,是7000前的东方蒙人的首领,3000年前左右的“东夷”和“苗蛮”,都是上古“东蒙”人的后裔,他们都尊称伏羲太昊为祖先。由于徐旭生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跨越了时空界限,所以,没有正确回答伏羲和女娲,太昊和少昊的归属问题。而实际上,伏羲和女娲,太昊和少昊,都是“东蒙”人及后来之“东夷”、“苗蛮”共同的祖先。

如前所述,范文澜,郭沫若都认为伏羲太昊是所有“夷人”、“夷族”想向中的祖先。也正因苗族渊源可以追溯到7000前的“东蒙”人伏羲太昊部族,所以夏曾佑才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3]王桐龄才说:“若照历史上观察,还有一位长兄,那就是苗族。”[4]

又比如前面所引徐旭生说的:“少昊既属于东夷集团,蚩尤就不能属于其他集团……关于蚩尤属于东夷集团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很可能有其他的看法。从前人把他归于苗蛮集团,纯属误会。”[5]他认为蚩尤与苗蛮集团没有关系,这也是因为他误把源流当源头,缩短中国可考的历史所致。

徐旭生泾渭分明,他把苗民划在“苗蛮”或“南蛮”集团,而把蚩尤说成是他认为与“苗蛮”没有关系的“东夷”集团,在他看来,蚩尤是苗族的祖先就不靠谱了。蚩尤是不是苗族的祖先,在这里我们不想再浪费笔墨了,学界已经有了共识。若按徐旭生的三大源头论,苗族的历史最多只能追溯到3000年前左右的“南蛮”或“苗蛮”。殊不知,“三苗、九黎,一族两名”(梁启超语)。“九黎”5000年前居北方,“苗蛮”3000年左右居“南方”,但二者则是一脉相承的。

如前所述,我们赞成专家将上古居住在东方的蒙人称为“东蒙”,伏羲太昊是“东蒙”人的酋长或王,少昊氏、蚩尤氏是“东蒙”伏羲太昊的后裔。夏、商、周时代被称为“东夷”、“苗蛮”或“南蛮”的人们,都是伏羲太昊、少昊、蚩尤的后裔,“东夷”是蚩尤部族未参战未南下的哪一部分人的后裔,后来全部触入到华夏族中去了。蚩尤部族参战部分余部南下的后裔,至尧舜禹时称为“三苗”,至夏、商、周时被称为“南蛮”或“苗蛮”了,夏、商、周时的“东夷”、“南蛮”或“苗蛮”及后裔,都尊蚩尤为祖先,都尊伏羲太昊和少昊为祖先。

徐旭生先生不能自圆其说的“三大源头论”,至今在学界还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研究》就说:“由于东夷集团生产力水平较华夏集团略高一等,致使炎帝节节败退,‘九隅无遗’也是不奇怪的了。”[6]这是指蚩尤与炎帝的九隅之战,将蚩尤归于东夷集团,将炎帝归于华夏集团。而实际上,蚩尤、炎帝、黄帝时期,还没有东夷、华夏的称呼,蚩尤是东夷含苗蛮共同的祖先,炎帝是华夏的祖先。

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还说:”徐旭生先生曾列举三条证据,论蚩尤属于东夷集团:一、蚩尤居于少昊之地,其继任者也以地命氏称少昊清,而少昊属于东夷集团,故蚩尤自然也不能属于其他集团。二、数千年来,蚩尤虽是失败的英雄,却在山东西部长久保有烜赫的英名,反映了和当地人民有很深的关系。三、蚩尤是九黎君长,九黎是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氏族,从地域看,不能属于南方苗蛮集团,只能属于东夷集团。”[7]这里似乎李学勤等也是赞成徐旭生蚩尤属于东夷集团,不能属于南方苗蛮集团的。但李学勤等接下来又说:九黎“战败的余部引而远去,将蚩尤的英雄故事带到了四面八方。如苗族以蚩尤为始祖,在他们的古歌中记述,从前的‘五支奶’、‘六支祖’,都‘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直相连’。后来‘经历万般苦,迁徙到西方’。”这里似乎李学勤等又是认为蚩尤与苗蛮集团是有关系的,苗族以蚩尤为始祖。

李学勤是现当代首级的历史学家,他主编的书都未能走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源头论的怪圈,可见徐旭生不能自圆其说的“三大源头论”在学界影响之长远。

 


 参考文献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3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2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3]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6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12年出版。

[4]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3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2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6]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研究》第22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22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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