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腾主要是氏族的标志和符号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图腾？图腾到底代表着什么？

众所周知，图腾一词来源于北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

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人社会>一书摘要》中说：“‘图腾’，表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例如，狼是狼氏族的图腾。”恩格斯则说：“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其它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由此而产生了动物崇拜。”^【1】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图腾”二字的含义，主要是指原始氏族和部落群体的标记和符号，指一个氏族或部落群体的图徽。“图腾”，并不是象西方一些学者扩大了它的“亲属”含义，把“图腾”说成是原始氏族和部落群体的血亲，是祖先的象征。

从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的考察与研究成果来看，“图腾”确实只是原始氏族和部落群体的标记、符号或图徽而已，并没有哪一个原始氏族和部落群体是与自己的图腾物有着血亲关系的，包括苗族虔诚崇拜的蝴蝶妈妈。

我们知道，图腾崇拜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异。当一个氏族分裂时,图腾也随之分裂;而当不同氏族融合时,其图腾形象也随之融合。

诚如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人社会>一书摘要》说：“比如印地安人狼氏族发展为部落后，分裂为四个氏族，其图腾分别是狼、熊、犬、负鼠。” ^【2】毫无疑问，狼、熊、犬、负鼠，都不是印地安人狼氏族分裂为四个氏族的祖先。

《苗族古歌》描绘出一幅人类产生和发展的诗情画意般的情景：

“假如是现在，爹妈生你我，生就生下了，有啥值得说。”“回头看当初，枫树生榜留，石头来盖她，岩窝来装她”，“春风抱呀抱，日月诳呀诳”，“榜留长大了，妹留长大了”，“妈妈妹榜留，心爱小水泡，同它去游方，和它配成双”，“游方十二天，成双十二夜，怀十二个蛋，生十二个宝”，“白的雷公蛋，黄的姜央宝，花的老虎蛋，长的水龙宝，黑的水牛蛋，灰的大象宝，红的蜈蚣蛋，蓝的老蛇宝。”“鹤宇替她孵，鹤宇帮她抱，抱了几个冬，孵了几个春？整整十二年，姜央各兄弟，个个都出世。”

在这里，智慧的苗族先民是要告诉人们，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包括人类及动物，都是物质的世界长期运动变化的结果，都不是上帝创造的。按照自然规律，人类及动物等，都不可能是妹榜妹留，即蝴蝶妈妈同水泡游方，和它配成双，怀十二个蛋生出来的。可妹榜妹留，蝴蝶妈妈，确实是苗族至少是中部方言苗族的“图腾”，是中部方言苗族的标志或图徽。

这也说明，“图腾”只是原始氏族和部落群体的标记或图徽，原始氏族和部落群体与自己的图腾物是没有血缘血亲关系的，“图腾”不是祖先的象征。

又比如，中国史籍记载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左传·昭公十七年》：“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帝王世记》：“太庖羲氏，风姓……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

《竹书纪年》：“伏羲太昊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命官。”

《乾隆御批纲鉴》：“太昊因龙马之瑞，故以龙名官，号为龙师。春官为青龙(又曰苍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

据说伏羲统一东部平原的原始群团后，为了加强团结，增进合力，使大家有一个共同标志，他大概是综合了各氏族的图腾特点，如马的头、牛的角、蛇的身、鱼的鳞、鹰的爪等，把它们结合在一块，形成了一个各氏族部落共同的图腾——龙。

伏羲以龙纪官，以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等等。

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说：龙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从此，中国龙腾起在世界的东方，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共同的族徽，中华民族的子孙始称为龙的传人，伏羲被称为龙师人皇。龙的精神一直是鼓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是促进全国统一的旗帜，是增强民族团结的灵魂。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族徽，中华民族的子孙称为龙的传人，但没有说中华民族与龙有着血亲的关系，也没有说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更何况，龙本身还是虚构的，是伏羲太昊综合各氏族的图腾特点而形成的一个各氏族部落共同的图腾。

由此可见，“图腾”之含义，主要就是指古代氏族和部落人群的标志或图徽，以该图腾物与别的氏族和部落人群图相区别，用之于图腾的动物并不是古代氏族或部落人群的祖先。

二、牛是苗族的图腾

苗族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苗族源自伏羲太昊部族。伏羲太昊氏以龙纪官，以龙为图腾；少昊氏是太昊氏的族裔，少昊氏以凤鸟纪官，即以凤鸟为图腾。龙图腾和凤鸟图腾在苗族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时至今日，西南山区还有一些苗族祭祀龙和鸟。但祭祀得最多最普遍的是牛。

苗族是一个文化起点比较高的民族，伏羲太昊时代即首开中华文明之先河，蚩尤九黎时代即率先发明刑法、兵器和宗教。苗族图腾文化也十分的丰富和多彩。

众所周知，5000年前左右，蚩尤九黎部族与黄炎部族逐鹿中原，著名的涿鹿大战，由于作战双方实力悬殊，黄帝曾”九战九不胜””三年城不下”。但最终黄炎部族由败转胜，擒杀了九黎集团的首领蚩尤。九黎余部一部分向南方迁徙逃亡。

几千年来，南下的蚩尤后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辗转流徙。最终在西南部的10个省市区安营扎寨，定居下来。苗族由于长期迁徙，居住分散，以致形成三大方言，七个次方言，十八种土语的居住群体。还有一小部分于明清时迁徙至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

苗族形成的三大方言区，即川黔滇方言（西部方言）、黔东南方言（中部方言）和湘西方言（东部方言）。

苗族由于分散定居，支系繁多，各个不同的大小支系，往往都有自己的图腾。苗族到底有多少图腾崇拜，至今还没有人作过多门调查，没有谁能说得清楚。在苗族三大方言区，连最古老的龙图腾、凤鸟图腾都不太十分流行了，可是，对牛的图腾至今还普遍的保留着。

在川黔滇山区，在黔东南，在湘西，到处都可以看到，或住家户，或公共场所，或代表性建筑，或旅游景点等，都悬挂着牛头、牛角等，这都不是简单的装饰物，而是苗族人心中神圣的图腾物，它一直抚慰着苗族人民的心灵。

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毕节市黔西县化屋村看望苗族同胞，在化屋村的文化广场上，就正面悬挂着苗族的图腾物牛头。

苗族牛图腾的痕迹，无论在服饰、银饰、居住、器物、节庆、典仪和日常生活中，皆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

苗族三大方言区为什么还保留着对牛的图腾？我认为可能与苗族的人文初祖蚩尤有关，与上古九黎部落的图腾标志有关。

据相关资料介绍，一百年来的考古实物发现，我国养牛的历史应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山东大汶口遗址和兖州王国遗址中，都发现了作为家畜的黄牛和水牛的骨骼。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16个水牛的头骨。

中国史籍记载，蚩尤九黎是以牛为图腾的部落人群。

《龙鱼河图》载：”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

《述异记》载：”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相抵。“

《封策书》载：”三曰兵主，祀蚩尤。“

相传蚩尤面如牛首，背生双翅，是牛图腾和鸟图腾氏族的首领。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兄弟氏族组成的部落联盟。蚩尤之前的少昊氏以凤鸟为图腾，少昊衰落后，其内部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势力发展起来了。八十一个兄弟氏族组成的部落联盟，蚩尤以牛为九黎联盟的图腾即标志，所以才有蚩尤头有角，角抵人，人身牛蹄，铜头铁额的记载。虽然九黎部落联盟最终失败了，蚩尤还是以战神之形象，载入史册。

重庆彭水蚩尤九黎城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苗族建筑群，九黎宫的九进建筑象征着九黎联盟的九个部落，依山而建，总高度99米，九黎宫上盘踞着九条龙，五条金龙和四条银龙，还有四条龙是龙身牛首。在苗族人的观念中，龙和牛都是他们的图腾。龙是中华民族斯文鼻祖伏羲太昊原始群团的图腾，牛是蚩尤九黎部落联盟的图腾。

三大方言苗族对斯文鼻祖伏羲太昊氏顶礼膜拜，都有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而对比伏羲太昊晚得多的英雄祖先一一蚩尤，更是虔诚的崇拜。苗族三大方言区都把自己的祖先称为尤公。湘西称为剖尤或绞黎够尤（即九黎蚩尤），黔东南称为榜香尤，而川、黔、滇方言则直接称蚩尤。

正因为牛是蚩尤九黎的图腾，牛是蚩尤九黎的标志或图徽，所以，苗族三大方言区至今还保留着牛图腾的痕迹。我们可以预测，苗族图腾牛的痕迹，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它代表着苗族人民对蚩尤祖先的崇拜，它一直抚慰着苗族人民的心灵。

三、苗族为什么要杀牛祭祖

我们知道，黔东南苗族的"鼓藏节"和湘西苗族的"椎牛节"，是苗族最隆重、最盛大的祭祖祀典。"鼓藏节"祭祀的主要是蝴蝶妈妈，"椎牛节"祭祀的主要是蚩尤。传统的"鼓藏节"和"椎牛节"，是要杀牛祭祖的，牛成为祭祀祖先的贡品。两个节日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由来。

或许有人要问：苗族把牛当作图腾，为什么又要杀牛来祭祖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图腾”之动物，主要是古代氏族和部落人群的标志或图徽，它与氏族和部落人群的祖先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图腾”动物不是古代氏族或部落人群的祖先。

苗族和所有的民族一样，是虔诚地崇拜自己的祖先的(包括远古的祖先、英雄的祖先、历代的祖先)。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中，崇拜人类的祖先才是第一位的。怀念祖先、敬重祖先、不违祖先教诲的观念和感情，贯注于苗族古歌、史诗、古老话和仪式歌中。

虽然牛是苗族的图腾，苗族也把牛当着是人类最亲密的和最忠实的伙伴。但是，在自己的祖先面前，牛就只是一个动物。因为牛与祖先没有关系，虔诚崇拜自己的祖先，就要把自己最心爱的动物用来祭祀祖先。

我看过黔东南苗族杀牛祭祖，牛的主人不仅不敢动手，还消消的躲在一旁流眼泪。我问他：既然这么舍不得牛，为什么还要杀它？牛的主人回答我：不杀牛祭祖，体现不出我对祖先的忠诚，我的心会不得安宁的。

由此也看出，图腾是图腾，祖先是祖先。那种认为”图腾就是祖先”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石朝江

我国资深的苗学研究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巡视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学术顾问(原副理事长)，贵州省苗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等。